莫拉莱斯-麦达出拳统计

尽管 从学理上看，此类没有任何宪法直接或间接限制的规范也有内在限制，在个案中需要接 受实践调和以防止过分侵犯其他重要法益，(44) 但它们的具体形成空间极大，制宪者、 立法者、宪法审查机关都可以赋予这些自由以形成空间，但它们保护范围的确定和具体 行使条件的明确尤其依赖立法者的努力。

换言之，保护环境是义务，但并非对应着权利，故《民法典》未将其作为人格权。法律权利的根据是道德权利，同时使得道德权利实在化。

[21]近代的民法典也多以财产法为中心构建，关于人格权的规范较为简单。[30] 参见王利明、程啸、朱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1页。[12] 从上文所述的权利的规范力出发，意志论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同样，某些人允许他人使用其隐私来出版作品或者拍摄影视剧等，这也是权利人放弃特定范围内的隐私。这涉及到舆论监督、科技发展、医疗、公法管制、商业利用与人格权保护之间关系的妥当协调。

[32] 第四，在人格权的权利主体上展开。同样有观点认为，第38条具有发展成为整个基本权利体系基础的潜能，但无法通过宪法解释完成，参见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⑧参见陈鹏：《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意义》，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47)有德国学者认为，信赖保护导致，面对法律修改或至少是不利的行政措施，私人有权要求保护曾经获得的权利地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规定》)第12条，行政协议重大且明显违法或按照民法规定无效的，方才无效，因而在司法解释对协议效力设有明文后，应据此判断协议效力。(28) (三)行政不作为 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法院也时常援引诚实信用或信赖保护。(20)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洛行终字第119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行再21号，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1行终56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行终451号。

规范变动，应考虑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不应对当事人产生真正溯及既往的不利效果。如果旧规范未对特定私人设定明确清晰的权利，(66)或者私人对规范之修改已有预见或因重大过失而未预见时，其信赖不值得保护。

其中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观察和把握，并据此提出妥适可靠的制度改良方案。(54)况且，前引主张抽象信赖即有必要保护之观点所举的案例，仔细看来，均有信赖表现存于其中。(74)毋宁说，大陆法系对提供信赖保护所要求的三个要件，不仅可用以限制撤销或废止具体行政行为，而且也可构成判断政府有无履行规范或行政协议之诚信义务的依据。(22)但在相对人隐瞒情况致其信赖不值得保护，或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错误并未产生信赖时，则无权依据行政主体先前的错误获得给付。

也有学者将公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区别于信赖保护：认为前者也会构成对行政机关依职权撤销或废止行政处理的限制，从而与后者重合，但前者以存在具体法律关系为适用前提、同时拘束相对人且另外作用于行政契约和国家赔偿责任中。2.相对人对规范主张信赖保护的前提 第一，存在作为信赖基础的有效规范。(43)其次，现行法与司法实践将相关行政行为划分为具体行政行为、规范性文件、行政协议、规划等类型也较为接近大陆法系，尤其是引用信赖保护或诚实信用的判例数量远逾引用合法预期的判例，(44)这足以表明，我国立法者和法官对大陆法系的原则和制度更为熟稔和倚重。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50)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还有法院指出，确定赔偿数额应考虑到作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自的过错程度。

(39)但少数裁判主张涉案房屋虽无权利凭证，但政府在其建造未取得合法手续方面存在过错，决定拆除违反信赖保护。上文对司法实践的总结及提出的完善建议试图说明诚信政府课予行政机关的种种法律义务及其前提要件。

(42)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辽行提字第3号。而广义的合法预期还代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如果生成了相对人的权利或可保护利益，也会形成继续保持已然状态的合法预期。行政主体认可当事人缴交社保费方式或转诊申请的，应当承担保险金的给付义务，不得事后以当事人行为不符合规定为由推脱。(60)为社会安定与发展计，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生态沟通：现代社会能应付生态危害吗？》，汤志杰、鲁贵显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8页。(15) 除了撤销的期限限制，对其余两方面的不足，司法实践已尝试弥补。

(五)行政规划与规范变动 按照城乡规划法第50条，修改规划(33)造成当事人损失的，应当依法补偿，这体现出在规划修改时应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向当事人适度提供财产保护的意涵，也意味着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并非规划变更的障碍。这接近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49条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7条以下的制度安排，迥异于英国不允许基于公共利益需要通过补偿来撤销合法决定，以及要求只有出于重大的公共利益，才可背弃先前政策或意思表示的做法。

(30)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萍行终字第10号(指导案例76号)，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行终315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行终746号、(2019)苏01行终530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1271号，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宁04行终70号、(2019)宁04行再2号，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4行终3号，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2行终53号，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1行终89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2263、(2019)豫行终3535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行终768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行终15、400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行终769号，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8行终18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178号、(2018)辽行终1464、1492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行终52、191号，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赣71行终70号，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行终字第3号，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12行终57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行终125号，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1)渝三中法行终字第30号。样本中也有判例提出违反上位法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相对人主张信赖保护的依据。

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或者说，无信赖表现通常也就无信赖损失可言。

针对司法实践的不足，应就具体行政行为、规范性文件、行政协议分别明确行政机关所负的诚信义务，确定不同行为产生诚信义务的前提。域外法须能够和我国法律系统相耦合，才能被我国法律系统识别认同，切实影响我国法律系统。在上述三个前提以外，还需说明，样本中并无判例对行政机关废止、撤销授益性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表达立场。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5)此外，若当事人没有任何具体的信赖表现，将无法举出任何信赖利益的损失供与公益衡量，以决定应否提供存续保护。也有判例主张相对人对错误登记没有过错，行政机关不得让相对人补缴出让金。

(13)换言之，有别于植物移植最坏的结果只是水土不服、南橘北枳——被移植的植物变异或枯死并不影响移栽的环境，法律移植或法律继受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可能波及整个社会，甚至改变继受国的社会状况。孙丽岩：《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3期。

(66)在对权利的具体判定上，公权理论诉诸保护规范，而保护规范又将主观公权利的存立系于客观法规范的个别利益保护指向，其本质是对客观法的解释。(57)参见余凌云：《蕴育在法院判决之中的合法预期》，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

一方面，如果法官过度拘泥于行政安定性原则，将会束缚行政机关灵活追求政策目标或实现公共利益，最终影响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24)而且，有判例认为行政机关已出具证明，再以相对人违法占地为由处罚，不符合信赖保护。(36) 学说上将法令溯及既往效力分为真正溯及既往与不真正溯及既往：前者为法令对其公布施行前已终结之事实的适用。(二)完善司法实践的路径 司法实践对诚信政府所设定的要求以及对相对人所提供的保护，不能说是完美无瑕，因为仅就样本而言，对于在何种情形下，行政行为，如行政允诺、行政协议，能够课予行政机关加以遵循的诚信义务，司法实践尚未完全统一。

第三，相对人的信赖值得保护。(11)而且，即使共享普通法的传统，合法预期的实体性保护也未得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认同。

(38)换言之，必须有行政行为存在，方有应保护之信赖可言。(73)那么对可撤销行政协议，行政机关可否依《行政协议规定》第16条，单方解除协议？解除之优益权应系针对有效行政协议而言，履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协议若将造成公共利益之严重损失，此协议应属无效，对其履行行使优益权即无从谈起。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粤71行终1828号称：被告督促与告知原告的欠缴费期限、金额及履行期限不一致，损害了其合法预期利益。何况英国不乏学者主张应采行相当于德国法上信赖保护的财产保护和存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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